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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对话最强大脑:精英眼中的未来世界

作者:李大巍 发表:201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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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 未来来客

如果说,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寻找精神导师, 那凯文•凯利就是过去几年间我科技哲学思想的导师。

我第一次记住这个名字,是在2011 年。我读到了他的代表作— 《失控》。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著于1994 年。“非常长,非常复杂, 涉猎的话题非常广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总结。”凯文•凯利说, 他从未期待过这本书会有大量的读者,毕竟他阐述的是小众且多少有些晦涩的话题:分布式生存、自下而上的控制、递增收益、模块化生长、谋求持久的不均衡态、变自生变……这些话题在20 多年后的今天,或许并不稀奇,但想象一下,那是在中国刚刚接入互联网的1994 年。要知道,那时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还在读小学,乔布斯已经被苹果炒鱿鱼了,伟大的苹果帝国还没有一点影子。

然而,这本书在2010 年被引入中国时,几乎引爆了整个互联网界。人们热切地谈论凯文•凯利在16 年前为互联网做出的预言如何一一成真;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们更是争相与他对话,一时间凯文•凯利成为马云、马化腾、李开复、张向东等互联网大佬的座上宾。他在中国的演讲几乎场场座无虚席,人们都迫切期望得到这位未来来客的点拨,找到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得不说,我也是那众多热忱粉丝中的一员。幸运的是,从2014 年开始,我就有了和凯文•凯利深度接触、合作的机会。彼时, 我和中国社群领袖联盟的孔剑平主席邀请他来中国参加首届中国社群领袖峰会。此后,我每年都会与他见面一两次。2015 年,我带他亲身体验了几家中国创业公司的虚拟现实(VR)产品,参与协助他第一部科幻小说《银带》在中国的出版。2016 年,我邀请他来中国参加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机器人峰会,与地方官员、创业者、企业家见面。2017 年,我又让凯文•凯利体验了一把中国“知识付费” 和直播的浪潮:我和他的出版人合作,在喜马拉雅音频平台上推出了凯文•凯利的音频产品,还参与了他的直播处女秀。

在我真正和凯文•凯利接触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极度聪明、狂热的科技极客。“但是你知道吗,2010 年我来中国时,我才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凯文•凯利就说到这一细节,顽皮地向我眨眼,而后哈哈大笑。他不用电子阅读器,到现在也每天浏览纸质版的《纽约时报》。他还很少上网, 从没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其实我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 但或许这才是凯文•凯利的独特之处。他不是互联网的从业者,甚至不是互联网产品的典型用户。但他观察这些从业者,他观察用户, 他观察人和科技的关系,思考科技的走向。他是这个变化万千的互联网时代里独立、冷静、客观的观察者。事实上,他的经历也与那些有着耀眼藤校文凭和闪亮巨头公司从业经历的硅谷大佬大相径庭。20 世纪70 年代,只读了一年大学便辍学的凯文•凯利,只身来到亚洲“探险”。这段经历,被他称作人生最美妙的经历之一。他以摄影师的身份,深入亚洲腹地,从伊朗到日本,拍下大量纪实照片。1979 年,他回到美国。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横跨大陆,一路写诗作画。

一直到30 岁,凯文•凯利才结束“嬉皮士”的浪游生活,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加入斯图尔特•布兰德麾下的《全球评论》, 一路做到主编和出版人。在20 世纪80 年代,《全球评论》被视为嬉皮士运动的重要刊物,它反权威、反资本垄断,相信技术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相信一个开放、协作、去中心化的技术乌托邦。这本前沿的科技杂志,吸引了一大群极客,乔布斯也是它的忠实粉丝。1993 年,凯文•凯利又参与创办了另一本科技杂志《连线》并担任主编,这本杂志关注科技与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凯文•凯利由此逐渐成为网络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主导着美国硅谷乃至科技圈的舆论、思想风向。

他感兴趣的事情,远不止于此。早在1985 年,凯文•凯利就参与创办了第一个互联网虚拟社区The WELL,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作为自然爱好者和环保主义者,他还曾参与“林奈行动”(Linnaean Enterprise)——为地球上“所有物种”建立网络档案。

现在,66 岁的凯文•凯利还在持续写作。《失控》之后,他又写了《科技想要什么》《技术元素》两本畅销书。2015 年的新书《必然》,预测了未来二三十年的世界发展趋势。不过,他告诉我,他现在的精力和兴趣点又回到了他最初的爱好——摄影、拍纪录片,记录当下的世界,畅想未来的世界。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未来学者可以像他这样在虚拟与现实间如此游刃有余地切换。

关于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类的未来——还有谁是比他更合适的对话者? 

来自未来的挑战

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呢? 

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是应对未来界所需的最重要技能, 终身学习、个体学习,还有优化学习。如果你不掌握这项能力,那么当下一轮洗牌发生时,你就无法迅速赶上潮流。新事物可能包括新的操作系统、新的手势、新的语言……新事物太多了。每隔5 年你就必须学习一套新东西。

如果把互联网看作生物,那么我们怎么用生物学来描述它? 你在《失控》那本书里说,如果以一个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所有国家可分为两种:一种像生物一样,慢慢成长;另一种像生态系统一样。

我认识一位研究组织的学者,他的研究范围小至细菌,大到城市、互联网乃至整个人类。世界上有两类组织:生物个体与生态系统。互联网的扩张方式更类似城市和雨林这样的生态系统,而非海星、兔子这样的生物个体。所有生物个体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它们都会死。但是生态系统和城市几乎能够永远存在下去。他发现, 公司类似于生物个体,但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就像丛林,像城市。

按照你的理论,机器人应该有感情,而我们如何想象有数十亿机器人会对一个科学家或者企业家产生情感,甚至把人类当作母亲,你能想象吗? 

这是个关于人工智能和自我意识的好问题。机器人当然可以尊敬自己的创造者,或者说“母亲”,甚至对其产生情感,就像猫狗对主人表现出感情一样,这并不需要自我意识。我想,机器人很可能会忠于和尊重自己的主人,这并不需要多高的智能。你可以把人工智能想象成猫,非常聪明的猫。它们能做很多事情,还拥有一定程度的智能,能够感受爱,甚至可以回馈爱。机器人可能会在图书馆里为人们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与人产生情感联系。人工智能就像一只能照顾你的宠物。这样的话,人也就会对机器人产生强烈的感情。

技术最为强大

我很喜欢你的《新经济,新规则》这本书,读完后发现你谈论经济问题的方式与一些学者很不一样。比如,有些学者讨论经济问题总是离不开体制、制度和政府,而你的书中几乎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是的。因为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技术的角色会比政府更重要。技术是一种比政治更为强大的力量。  但政府总是在试图控制技术。

打个比方吧:技术就像河水,它顺流而下。在一定范围内, 你可以控制住它,但超过某个范围,你就无能为力。技术控制只在短期有效,从长远来看,是做不到的。

举例来说,在美国,有一个围绕拷贝下载和版权的问题。互联网和技术倾向于推进拷贝和下载,让所有东西都越来越容易备份。也有人认同较为传统的规则,认为拷贝应该少而精,应该控制备份数量的增长,包括维护版权等。但是,拷贝这种现象是没法加以控制的。拷贝任何东西都是非常容易的,因此拷贝其实是没有成本的。想要靠卖拷贝赚钱,那是没有前途的。在这一点上,法律就试图控制技术,规定了版权制度、禁止盗版等。在这一方面,想要实际效果更好,还需要长远的努力。所以,版权制度就得一直修订。所以, 如果你从技术的视角来看,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观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们会从技术本身来发现新的经济规律。在某些国家,技术的确会被控制。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经济,要想在全球层面进行竞争,控制作用就不大了。所以说,相对于政府,阿里巴巴、脸书、谷歌依然是小玩家,而相对于全球经济,政府也是小玩家。

所以在你看来,无论一个政府多么强有力,技术都能带来改变?

是的。如果人们关心相互之间的交流,这种力量会大过政府。政府仍然是需要的,但是最终,技术将塑造我们的思考方式。政府越是遵循技术的指引,其实际表现也会越好。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政府可以对技术施加压力,但也会遭遇反作用力,就像美国的网络监控、追踪等。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它就是能一直追踪我们所有人。这一点没法阻止,我们必须与之共存。对于政府,该问的问题是,监控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愿意忍受多大程度上的被监控? 

这种技术的发展,会消弭国家的概念吗? 

长远来看,必须要有世界政府。当然,这个话任何一个12 岁的小孩都会说。所有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世界政府,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最富感染性的东西莫过于国家主义。但我们身处全球经济,并拥有同一个地球。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国家之间也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这就是世界政府。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军事力量了,只要有警察就足够了。

那技术对于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矛盾会有帮助吗? 

当然有帮助。比如说网络冲突,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规则。在网络上,国家之间也相互冲突。如果没有全球层面的网络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全球互联网,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计算机也就不可能获得安全。

再过一代人,中国就会有真正的创新

中国正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政府基于转型发展需要和挖掘国内创新潜力提出的重大战略。培养创业者,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大学的口号和目标。对于培养下一代商业领袖,你有何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战略。可以看出,中国正处于从创新大国发展为创新强国的关键时期,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很多战略规划,非常有利于应对全球化竞争,提升国家实力。实施这个战略, 最为关键的是创业者。如果让我来培养中国的创业者,我会教给他们两件事。

第一,学会接受失败。失败不应受到惩罚,某种程度上还应该得到奖励,因为人们可以从失败中得到经验教训。即使失败了一小步,也仍然要向前迈进,这是创业的必经过程。IBM 创始人托马斯•约翰•沃森说过,你的成功率越高,你的失败率也就越高。所以,接受失败而不只是容忍失败,这点很重要。

第二,勇于质疑和挑战权威。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擅长于培养敢于质疑的人才。不过,要想成为创新强国,中国人就要养成挑战传统、挖掘真相的习惯。

那你觉得从当前这种以模仿为主的中国制造走向真正的创新,关键是什么? 

其实美国自200 多年前建国起,就形成一种“仿造文化”。我们“仿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没有一样是美国原创的。当时欧洲对美国非常不满,就是因为美国盗版了他们的很多东西。比如英国作家用英文写的作品,美国人花钱买一本,创意就让美国拿到了。但是200 多年过去了,美国也形成了自己的创意文化。于是同样的问题又轮到日本人了。在我还年轻的那个年代,“日本制造”意味着便宜、仿造和没好货。那时候日本货简直是垃圾。但是日本不断地仿造、再仿造,就成长为制造业强国了。也许中国现在也处于一个不断仿造的阶段,但是再过一代人,中国就会有真正的创新以及真正的世界品牌。中国在模仿方面已经是优等生了,下一步就是成为创新大师。就像当年美国的泰勒研究科学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后来日本学到了他的理论,而且实践得更好。很多在美国研究创新的学者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能成功。所以, 我对中国的前景很乐观。

问:我记得你曾经还预测过,中国将会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的第一大国。你为什么对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这么乐观呢?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尤其是在广东深圳。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为了维持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数量,中国需要机器人支持制造业发展。因此,我认为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将在质量、实用性、创新性等方面领先世界。我预计未来二三十年里,世界上最好的机器人会在中国诞生,而不是在日本或者美国。制造业需要机器人, 机器人反过来也会促进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

人工智能不可能消灭人类

你在书中提到了Holos(霍洛斯,人类、计算机、手机、可穿戴设备、智能设备、各种传感器靠网络紧密连接起来的世界)将会是未来的主宰。你认为它会使人类灭亡吗? 

生命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增加新事物,而不是除去旧事物。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就依然和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一致,人工智能不过是在旧有基础上发生了层级递进。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可能消灭人类。

 人工智能不能消灭人类,但很多人担心未来人类会被人工智能超越。就像不久前,“阿尔法狗”(AlphaGo)打败了世界顶级围棋选手。

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情况不仅短期内不会发生,未来也不会发生。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智能,而是有数百种智能和数百种思维方式,比如,演绎法、逻辑、智商、情商等。所有这些不同的智能混合在一起,组成了人类的智能。而人工智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很多不同类型的“狭窄思维”。当然,尽管是“狭窄思维”,人工智能却可以在某些单一领域超越人类大脑。比如, 计算能力是人类不擅长的领域之一,人工智能可以在这方面超越人类,但这也只是在某一个方面而已。

实际上,1997 年,由IBM 公司开发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就曾打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卡斯帕罗夫失败后意识到,如果他可以获得跟计算机一样的存储体,他就有可能会赢。所以, 他发起了新的象棋比赛,参赛者可以和人工智能合作,也可以和人工智能比赛,这种新式象棋比赛被称为自由象棋比赛。现在世界上最强的象棋高手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一群人与人工智能合作的综合体。所以,人类智商加上人工智能远远强于任何形式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所做的事情就是用“系统性思维”解决一些人类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人类并不擅长系统性思考。人工智能可以变成一种特别擅长推理和论证的思维系统,用上千个步骤去证明一个数学定理,这是人类思维难以做到的,但人工智能可以做到。这种智能只是在模仿人类,而不是异类智能。

这就不得不说到奇点(singularity)理论了。很多美国科学家认为,在那一个瞬间后,人工智能将超过人类的智能。可能是100 年后,也可能是20 到30 年后。你觉得奇点真的会到来么?

奇点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有更为精准或者更为宽泛的定义。就精准的奇点定义来说,就像科幻电影《超验骇客》中所展现的, 我们制造的人工智能,其智慧超越了人类自身。人工智能相互融合, 不停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紧密。这就是奇点的精准定义版本。最后就好像上帝一样,能实现任何事,能治愈癌症,能突破物理规律。关于这种奇点,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有第二种较为宽泛的奇点定义,即我们能创造一种全球性网络。它会像一种超级组织,一个巨型“大脑”。这个“大脑” 以互动网络为基础,会做出一些我们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这个版本的奇点状态,我相信是有可能出现的。我们可以把奇点比喻成一种语言。人类在几万年前发明了语言。而在这之前的没有语言的人类,其实无法理解一个有语言的世界。所以说,语言的产生就是一种奇点状态,它分隔了两个世界。之前的人类不可能超越语言去理解之后的世界。但是,当你跨过这个奇点再回顾过去,你就会发现,哦,没有语言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想,刚刚说的那种超级组织形态的奇点,就和人类第一次使用语言时的经历非常像。从奇点的这边,你没办法知晓另一边的情景。而只有你越过奇点再回头看时,才会知道一切已经发生了。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将会怎样变化?既然已经有了人工智能和各种工具,我们为什么还要工作?

人类有太多想做的事情,而人工智能不足以完成。人类需要不同的思维碰撞,这是个体很难完成的。人们喜欢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是因为当别人足够优秀时会对我们形成挑战,迫使我们产生新的想法。产生好的想法后,还需要其他人“迫使”我们把这些好的想法变得更好。

所以,未来商业发展的挑战在于如何组织人们合作,使合作创造的价值超越每个人独立工作创造的价值之和。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企业理论指出,人们之所以以公司的形式工作,而非独立工作,是因为公司可以为个人提供独立工作所不能获得的价值。正是集体合作产生的价值促进了科技和商业的发展。通过合作,个体可以完成独自一人时完成不了的事情。即使是独自完成,也是通过类似维基百科的合作方式完成。我认为未来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组织合作方式。有一些合作会很松散,像维基百科一样;有一些会比较集中;还有一些会是高度集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不同的组织形态, 找到“怎样合作才能创造更多价值”的答案。

去中心化的力量依然强大

在你的新书《必然》中,你提到现代人有一个从“读书人” 到“读屏人”的转变。你觉得这种转变究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100 年以前的人类文化,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是以写为中心。那时的人在纸张、卷轴、书籍、墙上和雕塑上写,写下来的东西成了人类文化的中心,因此我们就成为“读书人”。但现在电子屏幕越来越多,遍布各个角落。屏幕出现在衣服口袋里、眼镜上、墙上,于是,我们成为“读屏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书的文化是永久的、固定的,不会流动,不会改变,但是,屏幕文化是可变动和流动的。在书文化中,有权威机构,有法律,有专家。在屏幕文化中,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的、相对的。这种新文化是全球性的,需要用不同于以往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去理解。

在20 世纪90 年代万维网刚刚出现的时候,网络只是一种更好的有线电视,因为我们当时只有电视,也只经历过电视。而网络就像是有着数千个频道的有线电视。所以,在电视时代,人们认为网络一定会有频道,因为我们对互联网的认知就是一种比电视更好的载体。同理,在网络时代,人们对互联网发展的认知是互联网永远都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我认为下一阶段的互联网会有很大不同。现在的互联网是信息化的互联网,全世界的图书资源、世界地图、股票信息等,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也就是说,互联网为全人类提供了信息获取渠道。但是,互联网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将不再是信息化互联网,而是体验式互联网。互联网不再只是你想浏览的网站和网页,这一切都将变成对话式的平台。所以,我认为互联网将会向这两个方向发展:注重体验,注重互动。

你在书中还写到,未来人类所有的行动都会被追踪、被数字化。在数字化时代,你会继续保持“网络游侠”的状态吗?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透明化的程度和被追踪记录的程度。让人们有选择的余地,这点很重要。但是我们发现,当人们进行选择时,他们更倾向于个人信息透明化、个性化,而不是很注重隐私。

互联网最大的特征就是去中心化。这也是你在《失控》一书中阐释的基本思想:重视底层力量。但是我看到你在新书中又讲到蜂群思想,强调顶层作用。这是对《失控》一书的观点进行的修正吗?

我不认为这是过多地强调顶层。谈到底层,是指去中心化的、非组织化的底层。如果你依照这种点对点的模式来做事情,其效果会强大到超越你最初的想象。所以,这种底层往往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但它很难达致你所期望的终点。你必须和底层做额外的沟通,就像维基百科。我再强调一次,点对点的底层是最为强大的,它可以实现你所不曾预想的目标。所以,它是最好的开启点,但只靠这个是实现不了目标的。

中国也在更多地强调顶层设计,对此你怎么看?

是的,就像维基百科。它允许全世界任何人都来编辑这本在线百科全书,任何人都可以写,都可以修订,这一编撰模式完全是自下而上的。于是,这创造了一个非常棒的百科全书,超越了所有人的设想。但是,维基百科并不是最好的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确实需要一些真正的编辑,来掌控或者“形塑”这个写作过程。所以,维基百科这些年也正在逐渐建立它的顶层架构,从而成为其底层架构的补充。最终的维基百科将会是以底层为主体,但也有一些顶层。两者都需要。你不能全是失控的底层,还是需要一些顶层来承担必要的职责。顶层并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权力的途径。你可以找一大帮人来,大家一起做事。这时候顶层说,有上千个方向可以选择,而我们走这个方向。一点点小的愿景,就能指引底层的力量,并且让这种力量更为强大。

媒体的新商业模式

你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现在一说起做媒体,大家压力都很大。在中国,很多传统媒体人都转向新媒体和自媒体,包括付费阅读的模式。你认为这是新媒体将来的发展趋势么? 

我认为趋势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所谓的“赞助”模式(patron)。比如说,美国现在最多的媒体形式是播客(podcast), 每个人都在做播客。因为手机很普及,而且可以边开车边听。你可以从云端下载播客。于是,有种商业模式开始流行起来,就是“赞助”。但赞助并不是打广告。你可以给这集播客赞助很少一点钱,比如说5美分。这有点像订阅,但其实更近似于使“赞助者”获得一种荣誉头衔。

一种荣誉? 

是的。订阅的形式是,你付钱我发货。而在赞助模式下, 播客的获取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成为我的赞助者,我会感谢你并向你致敬。所以,赞助模式的关键是,你自愿资助,虽然你也可以不给。

这很像微信公众号的打赏功能呀。但依靠这种打赏、赞助, 可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当然有可能。在美国,许多相似的播客可以组建成一个网络。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笔大的赞助,然后再内部分配。

数字化将促进慈善发展

技术界的人都相对有钱,真希望你能告诉他们,创新精神不要只用在商业经营方面。有时候,技术和金钱还应该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

是啊,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硅谷有很多富有的年轻人, 二三十岁就有房有车,但他们的钱并不全部用于满足自身的生活, 还拿出足够多的钱去做公益事业,而且美国人都觉得这样做很正常。在中国,大家好像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期望。但另一个问题在于, 不光是捐赠的金额,还有捐赠的具体方式。比尔•盖茨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他的捐赠方式就极具创意。他不是直接把钱捐给受助者,而是成立基金会,通过基金会去投资开发疫苗、遏制传染疾病、给穷人提供金融工具。贝索斯也是如此,电子港湾公司(eBay)的一些做法也很成功。他们设置了一些专门的职位,就是负责怎样更有创意地做慈善。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出色的。你对中国的了解可比我多。对于中国的技术人士,他们会不会关心慈善事业,他们会为此做些什么,以及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改变既有的想法,对于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

在美国,我曾经参与了一个项目,叫作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简称CBN)。这个项目是为了展望慈善的未来,采取一种叫“场景规划”的特殊方法。我们发现,未来的慈善捐赠绝不仅仅来自有钱人,也来自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这样,慈善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众筹模式结合在一起了。重点在于,我们想要知道,人们捐出去的那些钱,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答案会是非常不同的。我就不知道,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答案会是什么,人们捐赠的内在动机是什么。

数字化技术可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吗? 

这点是肯定的。未来人类肯定会利用数字化工具有效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在我看来,公益是一个整体。中国公益发展的机会是建立一种让人们愿意捐出自己财富的模式,让公益成为人们的习惯,人们愿意以个人名义让他人分享自己的部分财富。中国的公益发展历史不如西方国家长。我认为,如果中国的富裕阶层能像美国的富裕阶层一样,捐出自己一半的财富,推动公益融入中国文化, 那将是公益事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情。

未来学家的未来

你的下一本书会写什么? 

我目前正在做一本图册,讲述“消逝的亚洲”——呈现正在消失的亚洲传统,也包括中国的。仪式、节日、服饰、典礼等,都在消失,我希望在它们彻底消失前将它们记录下来。我今年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之后我会试图描绘一幅全面的、跨学科的、有历史感的未来图景,谈谈2051 年、2052 年、2053 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之类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全面的,是因为不仅会谈正在兴起的新事物,而且也要谈谈新旧共存的局面。每个人都有电话,不仅有手机,也有座机,不同时代的电话其实是共存的。科技是有历史的,不仅包括新事物,也包含旧事物。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搭建”,不只是描述2050 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也要谈2045 年、2047 年,逐年地去讲,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有历史、有现在、有未来的有层级的架构。我会研究众多行业的长期趋势, 包括食品、运动、教育、运输。我要把它们整合进一个完整的世界中,再用它们来进行预测。我还想在这个世界观的基础上创作科幻作品。

终极之问

这是我对你的“终极之问”——人工智能会把人类带向何方, 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关于可以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的神话,一个极端是这个智能给我们带来超级富足,另一个极端是这个智能让我们成为超级奴隶,但这两个极端都太具有文学色彩。正如其他所有的科技, 人工智能本身也在发展中,25 年后我们回头再看今天对它的理解, 我们会说:那时候的人工智能都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你们甚至都还没有真正的互联网,25 年后的互联网才能叫互联网呢。

回到2016 年的我们,还处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所有一切才刚刚开始。互联网的伟大创新才刚刚开始,科技和人类的美好未来也刚刚开始。未来几十年间最受欢迎的产品、最普及的人工智能产品、最伟大的发明、最精妙的商业模式还并不存在,你没有迟到,你还有机会。

对话手记

不得不说,在与凯文•凯利的对谈中,让我感触最深的, 还是他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相信科技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慈善变得更好,教育变得更好,媒体变得更好,让创新更有活力。他也对人类保持着信心和乐观。人类不仅有能力驾驭人工智能,终有一天还会实现世界大同、人类一体。

当说起这些信念时,凯文•凯利目光矍铄,语气坚定,似乎谈论的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必然的未来。我能够理解他对科技的乐观,这本质上就是对人性的乐观。尽管已经60 多岁, 他依然保有年轻时那个嬉皮士时代的价值底色—崇尚合作、自由,反对垄断强权;崇尚人的理性,相信道德伦理的自我约束, 不仅会约束机器,也会约束自我的欲望。

但说老实话,我对这样的乐观依然有所保留。科技能够帮助底层获得自由、实现去中心化,但也有可能被政治势力用来加强极权和控制;科技可能帮助世界实现真正的全球化,但也有可能让更多的人沉溺于奶头乐中,沉溺于极化而缺乏相互理解、沟通的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中;科技在帮助人类的智能和人工智能一步步走向极限,也在不断挑战人类社会既有伦理道德的极限。而人类真的能足够理性地自省、自我反思、自我约束吗?还是一直撞到南墙才发现为时已晚? 

凯文•凯利对未来做过无数的预言。有的成真,因此被人们奉若神明;而那些未得到验证的预言,却被人悄然遗忘。

只希望在二三十年后,还有机会和凯文•凯利一同回望,他在这次采访提到的一系列预言,究竟哪些已成为现实。

皮埃罗•斯加鲁菲: 我不害怕人工智能,我怕它来得还不够快

2014 年10 月,我第一次见到皮埃罗。

这位被中国媒体称作“硅谷精神布道师”的人工智能及认知科学家,刚刚爬山归来。阳光下,被汗水浸湿的红色T 恤上,“少林寺” 三个汉字格外显眼。他用英语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腔调里有着明显的意大利弹舌长音。

这是他的第四次中国之行。上一次来中国,还是因为他和朋友阿伦•拉奥合著的《硅谷百年史》中文版的出版。这本书在中国的销售之火爆,完全超乎他的想象。在2014 年,这本书成为中国创投领域的必读书籍之一,在当年中国最有影响力图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七,并获得2015 年亚马逊中国“人生必读100 本书”称号。也因为这本书,他成为解读、宣扬硅谷精神的标志性人物。

不过,在皮埃罗眼中,“中国才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硅谷”。听到此话,我感到很是新奇。皮埃罗向我解释,唐宋时期中国人的创造力即震惊世界。也正因为此,马可•波罗才会来中国取经。“像沈括这样的科学家,都是精通科技、艺术、文化的全才。” 

他的这句话,让我想起T 型人才理论。这类人才要拥有全球视野, 具有跨学科精神,既了解多门学科,拥有“知识宽度”,又能在某一科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拥有“专业深度”,这一横一纵两条知识轴, 正好构成“T”这个字母。皮埃罗曾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学习硅谷, 关键就是要培育出这种具有颠覆式创新能力的年轻人。

事实上,皮埃罗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T 形人才——更准确地说,是栅栏型人才,因为他身上的横轴和纵轴实在太多了。他的身份, 除了人工智能及认知科学家、工程师、程序员,还有诗人、文艺评论家、冥想大师和户外高手。他不仅为硅谷写史,还为摇滚乐、流行乐写史; 他曾写过两本诗集,在意大利获得大奖;他每年在网站发布的个人音乐榜单,甚至被《纽约时报》认为能“让音乐杂志编辑们合伙评选的榜单黯然失色”。

人们通常愿意将皮埃罗身上浓厚的人文气质,与他那盛产诗人、艺术家的故乡联系起来。皮埃罗生长于意大利比耶拉省特里韦罗市。19 岁时,他就以GPA 满分的成绩获得意大利图灵皮亚诺研究所计算机系科学文凭,毕业后即在欧洲科技公司SofTec 担任软件顾问。1980 年,他前往都灵大学数学系进修,再次以GPA 满分的成绩毕业。而后,在1983 年,他被欧洲老牌科技公司Olivetti 派往美国旧金山湾区,落脚硅谷,从事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研究。

那时的硅谷,刚刚经历一轮由微电子业带来的繁荣。微型计算机开始普及,大量进入学校和家庭。诸多软件公司陆续成立,但要等到10 年后,才会迎来大规模发展。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才将网络核心协议由网络控制程序改变为TCP/IP 协议,互联网时代尚未降临。而皮埃罗要研究的人工智能,则又迎来新一轮投资、研究的高潮——那时的研究者们,致力于造出能够与人对话、翻译语言、解释图像,并且像人一样推理的机器。

30 多年过去,当初以为自己只会在硅谷暂住一段时间的皮埃罗, 决定定居于此。而后他的人生与事业,也完全围绕着硅谷展开。

他在Olivetti 公司一直工作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一路从高级软件工程师、人工智能中心经理、科学中心高级经理做到软件战略首席顾问,并将人工智能中心打造为公司连接世界著名大学、国际研究团队的技术之桥。在自己的职业之路不断扩展之时,他也见证了硅谷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从无到有,见证了那些巨头企业如何一步步主宰世界,将硅谷变成尖端、创新、财富的代名词。

而在互联网群雄刚刚开始建立王朝的1995 年,皮埃罗也建立了个人的知识数据库scaruffi.com,它成为世界上最早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网站之一。20 多年来,皮埃罗坚持更新,网站内容涉猎极其广泛。他的网站已经被著名科技网站Telegrap 评定为“仍在更新的最古老的网站”。从“最古老”的个人网站,到博客的诞生,再到脸书这样的社交平台风靡全球,作为互联网资深用户与从业者,皮埃罗所见证的不仅仅是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更是互联网对人类信息传播方式的彻底颠覆。

离开Olivetti 后,皮埃罗在美国加州的IntelliCorp 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这是全世界较早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司之一。30 多年间,他见证了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几波繁荣与低谷,也深度参与当下备受追捧的“深度学习系统”的开发。他在《智能的本质》一书中,回应了64 个有关人工智能的问题,就各种人工智能的迷思祛魅。现在的皮埃罗,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将精力转向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智理论等领域的深入研究,还在哈佛、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高校开设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及认知史(History of Knowledge)等课程讲座。他为硅谷和欧洲的公司提供咨询,著书立说, 分享知识,传播硅谷精神。

而现在,这样一位传奇的布道师,就坐在我面前。皮埃罗已脱下“少林寺”T 恤,换上白衬衫和休闲皮鞋,旁边的桌上是两部手机和IT 男标配的黑色双肩包。

他精神饱满,面带微笑,等待着我的提问。

中国需要“破坏性创新” 

从2013 年开始,中国互联网的三个巨头公司(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开始疯狂竞争,收购各行业的领先公司。初创公司不管是否被收购,都面临着垄断性竞争和市场分化越来越细的现实, 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对于此类初创科技企业,你有什么建议?

垄断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趋势在硅谷也出现了。谷歌、脸书、英特尔、甲骨文和苹果等公司都是各自领域的No.1,它们更愿意在那些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初创公司变成竞争对手之前,将其收购于旗下。所以,中国和硅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面临相似的问题。

但同时中国比硅谷更有优势。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所利用的技术看上去并非苹果、谷歌和脸书等公司所采用的那般“先进”。因此, 一个初创企业会有机会挑战这些互联网巨头的技术,达到一种在硅谷无法想象的程度,这是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是,中国仍需产生一大批具有破坏性的小公司。到目前为止,中国商业擅长复制和“山寨化”西方主要的平台,而还没有太多发明新事物的初创公司在中国出现。当这样的初创公司出现时,我对这类初创公司的建议是,在硅谷设分支机构。因为硅谷的创新性想法支持着这里的破坏性创新系统运转了半个多世纪。中国需要时间构建同样有助于破坏性创新的环境。其他地方并不容易复制硅谷的经验。即便是美国的其他地方也没能成功复制其经验。如果你想学习佛学,就去佛学院;如果你想学习破坏性创新,就去硅谷。

为什么一定是硅谷?你觉得硅谷成功的经验,对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有什么样的启示? 

在硅谷,英特尔、苹果、谷歌、脸书、思科等虽然都不是硅谷中最大的公司,从收入来看也不是最高的公司,但它们的品牌却是全球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为什么去年我们都在讨论虚拟现实?因为脸书收购了Oculus 这家公司。但实际上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发明四五十年了。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人工智能?因为谷歌收购了人工智能技术。这些公司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特点,硅谷喜欢完成“不可能完成”的项目。20 世纪70 年代,计算机的体积比房间还要大,有一些人想把这些庞大的计算机变成桌面上可以使用的机器。当时觉得不可能,但是这个“奇迹”后来还是发生了,改变了整个世界。互联网最早其实是军事项目,是美国对抗苏联的武器。但有人想要利用这个网络把信发给自己的女朋友,当时觉得根本不可能,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一些“不可能”的项目,包括跟斯坦福大学合作的实验室。

硅谷之所以能完成这么多“不可能”,它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容忍失败的文化,如果你失败了,没有关系。我是在欧洲出生的, 对于欧洲人来讲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是一个失败者(loser)。但是在硅谷如果告诉一个人你失败了三次,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哇, 你竟然失败过三次,这么棒!” 

在硅谷,很多人不想在大公司工作,尤其是在1.8 万家创业公司中工作的人,他们非常不想在大企业工作。在很多传统的工作环境中,穿着要非常正式。但是创业公司,氛围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甚至是滑着滑板去上班的。在很多传统企业,我们都希望能够维持规则,但在硅谷,我们要去打破规则,让更多精英浮出水面。

传统媒体必须拥抱变革

互联网也给传统行业,尤其是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冲击。像你到现在还更新着“最古老”的个人网站,上面全是大篇幅的文字, 那我不知道你的网站会不会也因为各种新媒体的发展而越来越难以吸引读者?你怎么看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没落?你认为互联网时代的传统文化前景如何?  20 年前,人们很容易数清网络博主的人数。当时,网络博主相对较少。现在,网络博主已经有数百万人了。很多人有正常职业, 利用业余时间写博客,因为写博客是他们的一个爱好而已。但这仍可被视为新闻业的一部分。传统新闻媒体的确在没落,比如周刊和日报。为何要等一周或者一个月才去发布已经写好的文章呢?一个博主只要写完稿子就可以发表了,但是传统新闻媒体只能在特定时间发布,甚至有时候传统媒体的网站也遵守一周/ 一月发表一次的周期。新闻业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而那些没有适应力的人或组织将会失势。我想,新闻业只是在经历变革,没落的只是传统媒体而已。

同样的推论也适用于书籍。人们并非不再读书,而是不再读传统的书籍,因为他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大量的信息和分析。其内容不仅是免费的,而且更容易获取、复制、转发、评论等。可能难以想象, 美国现在还有2000 个书店卖传统的书籍,仍有书籍出版商,仍有文稿代理人。但如果这些传统媒体不适应新的模式,它们都将消失。

在这种“优胜劣汰”规则下,那些适应、迎合大众口味的流行文化会蓬勃发展,而小众、偏于传统的文化模式,会不会就走向没落呢? 

这确实是一种现象。我不喜欢这种现象:一些博主实力不突出或者没有任何干货,他们出名只是因为大众喜欢他们写的内容; 然而另一些有实力有干货的博主却只有少数的读者。但是,世事往往如此:流行歌曲比古典音乐销量好,好莱坞电影比知识型电影票房更好,八卦小报比科学杂志拥有更多的读者。文化一直是受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交互影响的,流行文化总是能够迅速适应新模式。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转折的时代,流行文化已经适应了新闻业的新模式,但是高深文化正在没落,因为它并没有适应新模式。所以, 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新闻业正在没落。”是的,它正在变革。并且,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新闻业恰恰是正在缓慢经历变革的新闻业。除了接受变革,拥抱变革,你别无出路。

“奇点”是个笑话

其实我最想问你的问题,还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在“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后,让人感觉“奇点”(singularity)似乎马上就要降临了:机器的智能程度将远远超过人类,以至于人类既无法控制机器,也无法理解它们的想法。你支持这样的奇点理论吗?你觉得奇点会很快到来吗? 

奇点理论类似于千年虫问题。2000 年这一年份数字中含有三个零,而很多人预言这三个零象征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断点。2000 年平安过去了,千年虫问题和其他类似的世界末日预言都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这些形形色色的预言培养了公众意识,使他们对该预言故事的技术版本着迷。

硅谷在技术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了一门“宗教”,这很有趣。其实很多人都同意奇点理论,例如,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特斯拉和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现在人们谈论的奇点,其实都是在四个假设上面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假设是,人工智能系统正在向前极大地飞跃;第二个假设是,这个飞跃比以往任何的飞跃都更快;第三个假设是,我们不得不去应对这些超人工智能;第四个假设则是,机器能做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情。但是,在奇点假设过程当中人们可以发现有很多漏洞,这些假设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错的。所以,我并不相信奇点很快就会到来。

具体怎么讲?能逐条反驳一下奇点的四个假设吗? 

在第一个假设里,其实很多人工智能的飞跃建立在摩尔定律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人工智能有如此大的进步,也是符合摩尔定律的。而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虽然在不断向前发展,但摩尔定律的发展基本到了一个停滞的状态。

第二个假设提到,现在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发展。但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一现象并没有真实发生。过去几十年里人类制造了汽车、电话、飞机等,而且家用电器领域也都有很大的飞跃,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但是早在48 年前,硅谷就已经造出可移动的机器人, 可是在48 年后的现在,又有多少家庭拥有机器人呢? 

事实上,关于人工智能的大多数成功案例都是基于20 年或者30 年前发明的技术。这些进步不是来源于人工智能本身,而是由于更快、更便宜的计算机所带来的计算能力的提高。30 年前,同样的人工智能技术不可能在当时速度并不快的计算机上运行。虽然现在它们能够成功地下围棋或者打扑克,但是这源于更快的计算机,而不是更“聪明”的计算机。

第三个假设认为超人类人工智能即将到来,但我认为,很多人梦想的超人类人工智能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其假设的基础还没有任何支持证据。

第四个假设则是,有机器能做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情。想想蝙蝠可以在黑暗中飞行,可以抓昆虫,可以倒立在墙上,你可以吗? 机器当然能够做一些我们人类做不了的事情,而且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这么做了,比如用手表计时。所以,没有必要担心超人工智能的到来。

为什么说人工智能技术能下围棋或打扑克,源于更快的计算机而非更“聪明”的计算机?

现在的人工智能基本上只是对神经网络的培训而已。如果拥有较大的案例数据库或者数据集,神经网络便可以被培训。如果没有基于某种任务的大量数据库,即便是最复杂的神经网络,也毫无用武之地。神经网络已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些许成功,但这也只是人类在这些领域创造了巨大数据集之后的事情。

对人工智能的终极检验准则就是常识。没有常识的人(例如主动去碰开水的人)会被认为是愚蠢的。机器就没有任何常识,这就是最“聪明”的神经网络也不能做一些简单任务的原因。学习意味着能够把同样的知识运用到其他的任务上,从哲学上讲,神经网络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机器人并不能学习到常识,这就需要人们重新找到一个逻辑通道,让机器人可以按常理做事情。比如当你说饿了的时候,它不会把你的猫给煮了。

智能的生命比智能的机器更值得担忧

当前的人工智能,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要回答、理解这个问题,你需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有一定了解。

人工智能就是数学公式。在2006 年到2008 年,深度学习就已经诞生了,只是它在2012 年才开始爆发。因为计算机的能力不断加强, 支持了深度学习的发展。2012 年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人工智能再度掀起热潮。在2012 年,深度学习系统降低了抽象识别的错误率,所以斯坦福大学和谷歌开发了一个系统,可以识别视频中的猫。

另外,数据库的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数据的支持, 人工智能就没有办法学习。比如积累了数据之后,电脑进行深度学习, 学习国际象棋,进而又打败了人类的象棋大师。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科学家贡献了思想,开展国际协作,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进步。

现在图像识别上的错误率在不断下降,甚至已经超过人的能力。深度学习被用于“阿尔法狗”围棋软件,还被用于翻译,还可以生成图像。那么,这些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真正的智能呢?当然不是, 人工智能无法与人的神经元相比。人工智能识别图像就经常出现一些失误,比如有无人驾驶车辆曾伤到一个小孩。

你觉得,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距离人们担忧的那个“奇点”,究竟还有多远?  首先,我并没有看到太多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长足进步的地方。虽然人工智能被媒体炒得火热,成为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 但是事实上,机器人目前依然是非常愚蠢笨拙的机器,它能提供的服务还很有限,大多数被用于执行在人类看来是简单至极的活动中。绝大多数的机器人在流水线上工作(例如在汽车工厂进行简单的组装工作),在我们生活中能真正帮上忙的机器人还很罕见——带有计算机视觉的机器人非常罕见,带有语音识别的机器人也非常罕见。主要的机器人制造商,包括ABB(瑞士)、库卡(德国)和四大日本公司(发那科、安川、爱普生和川崎)的主营业务都是工业机器人, 而且是智能水平不高的机器人。换句话说,今天几乎不可能在市面上买到自主机器人,让它在工厂或库房等严格可控的环境之外给人类提供切实的帮助。

YouTube 上有人上传了一段关于由1.6 万台计算机组成的神经网络如何认知猫咪的视频,媒体开始大惊小怪,过分关注,但这只不过是任何老鼠都能做的事情,而且老鼠不需要使用1.6 万台计算机即可轻而易举地完成识别猫咪的任务。一个计算机神经网络(“阿尔法狗”)打败了世界围棋冠军,媒体又开始了新一波甚嚣尘上的大惊小怪。要知道,人类大脑每小时大约消耗20 瓦能量;而以“阿尔法狗”有1920 块中央处理器(CPU)以及280 块图形处理器(GPU)的配置,每小时的耗能可以达到440 千瓦的水平(这还不包括训练过程中消耗掉的能量)。相反,我更加惊叹于一个20 瓦的人脑能够与440 千瓦的计算机怪兽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20 瓦的低能耗大脑还能够做许多其他了不起的事情,而“阿尔法狗”除了下围棋之外一无是处。如果一个人使用比你多2 万倍的资源, 却仅仅做了一件事,你到底该怎样定义这个人?目前的机器仍然是非常愚蠢且有着很大局限性的,当我们希望机器能够为我们做点什么时,我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否则机器根本不明白我们想要它们干什么。我们被无数的机器环绕,但是这些机器只有在我们像机器一样行动时才能正常运转。例如,买票时, 你需要按照要求进行一步步操作;打电话时,你也需要准确地输入数字,并给出拨打指令。

我们的确需要人工智能,因为它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例如, 健康护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为关键的社会功能之一,而智能机器能够提升健康护理的质量。想象一下,一个机器能够快速扫描你做过的所有医疗影像,并基于最新的科学知识进行分析,进一步为你预防疾病。像日本这样的老龄化国家,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照顾老年人,因此人们需要这样的机器人。此外,人类还需要可以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的机器人。我不害怕人工智能,我怕它来得还不够快。 

你认为下一个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人工智能今后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还不了解,因为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大脑,但人工智能告诉我,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大脑。

人工智能会是一片充满商机的蓝海吗? 

我想人工智能并不是能带来最大商机的技术——最受欢迎的技术并不一定能带来最大商机。首先,从数学当中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要培训工人、培训学生、培训经理,在硅谷是这样的, 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人工智能吗? 

其实在我看来,人类的智慧才更需要我们担忧。我们总是在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制度。如果人们不在道路上画线就没有办法做智能驾驶或自动驾驶,像这些规矩不会让人类更加聪明,只会让人类像机器一样运转。

人工智能也是具有危险性的,但其并非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安全方面,也不在使人类失业等方面,而是因为人工智能正在模仿的是人类理性的“机器思维”,而不是先天的“符号思维”。机器思维倾向于高效地基于理性的规章和制度来做决定,避免人类产生存在了数千年的“无用”且“昂贵”的仪式(如婚礼仪式、礼貌待人等), 而符号恰恰定义了我们。人工智能无关“符号思维”,是靠着算法来识别和执行任务,而不是创造复杂的符号系统。这能否让我们更幸福?我很怀疑。

但是,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确实出现了很多实质性的进步。21 世纪不是奇点的世纪,而是“优化设计婴儿”的时代,因为我们能够像设计建筑物一样设计婴儿,所以21 世纪将是“破坏性生殖技术”的时代。

此话怎讲?你的意思是,“优化设计婴儿”比人工智能更值得我们的关注和讨论? 

2016 年,一种被称作“体外配子”(In Vitro Gametogenesis, 简称IVG)的新技术出现了,并且由日本九州大学的分子生物学教授林克彦(Katsuhiko Hayashi)成功地在小白鼠身上进行了试验。他在实验室中用小白鼠的皮肤细胞成功地培育出了能够产生后代的雄性精子、雌性卵细胞,以及相应的许多胚胎。

不久的未来,医生仅需要一名女性的几个细胞和男性的几个细胞就可以制造出许多合意的胚胎。然后,这些父母将被告知每一个胚胎的特征并挑选他们最喜欢的胚胎。想象一下,一个计算机程序能够让父母观察100 个不同的胚胎:父母将能够看到每个胚胎在5 岁、10 岁、15 岁、20 岁、80 岁时的模拟样子。父母可以模拟每个胚胎的一生,并决定他们要哪个胚胎。这一天已经不再遥远。2013 年, 一个名为Connor 的“优化设计婴儿”出生了,他的父母在牛津大学Dagan Wells 实验室内从7 个胚胎中选择了他。

人工智能不太可能产生智能的机器,但是合成生物学已经创造出了智能的生命。如果你非要担心某种科学不可,与其担心人工智能, 不如担心合成生物学吧。

区块链颠覆世界

除了人工智能,我还非常想请教你对区块链的看法。在中国, 人们对于虚拟货币也是异常狂热,甚至一说起区块链就成了“炒币”, 人们对区块链的理解似乎已经完全跑偏。

我们看到未来的货币都会有新的变化。我认为在过去10 年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就是比特币。比特币背后有非常强大的技术支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作区块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对于音乐产业也好,对于好莱坞也好,让他们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 数字音乐,还有数字电影等,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复制。比特币其实不是第一个虚拟货币,但它的确是第一个解决了复制问题的虚拟货币,因为比特币是不可能重复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区块链这一技术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每一个活动中。我们可以把这些活动叫作智能合同。其实它们是由机器来进行签订,并且由机器来自动执行的合同。我们出现了第一个由区块链见证的婚礼。我们现在也有不同的创业型公司,希望可以把智能合同运用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所以我认为区块链是未来即将改变社会的技术之一。

你说区块链是未来即将改变社会的技术,那当下呢?区块链已经造成了哪些变化? 

区块链将每一个合同都简化成了一个数学问题。智能合同通过大量算力来执行算法,验证合同的有效性并能够直接自动执行。这种去中心化的程序可以完全取代现有合同执行过程中需要介入的所有法律过程,大大节约了每个领域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

这种智能合同可能会取代律师、法庭、法官和监狱等所有中间环节,还能够利用区块链记录各种交易和文档,也就是降低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在未来,区块链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还需要验证。区块链已经对现有法律造成了挑战,罗斯•乌布利希让约100 万人利用比特币在“暗网”上购买枪支和毒品,这些比特币居然几乎占到全世界比特币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全球17 个国家发起联合行动后,一个名为“进化”的暗网继续为非作歹。最终,2016 年, 它的创始人拿走了所有该平台用户的比特币,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极之问

“终极之问”到了。在你看来,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总体而言,技术进步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繁荣与和平的世界。技术使我们不再生活在洞穴中,不会在5 岁时死于小儿麻痹症,不会在寒冷的冬天冻死、在干旱的季节饿死。毕竟, 当人们健康而富有的时候,他们是不大可能去互相残杀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的技术越多越好?也不尽然。技术的危险之处在于, 每一种新的技术都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一种天生能力。比如,柏拉图在他的“裴德罗篇”中讲述了苏格拉底告诉他的一个故事:透特(Thoth, 埃及神话中的智慧、知识与魔法之神)发明了书写,主神阿蒙•拉(Amun Ra)却很生气,因为他意识到人们会因此停止使用自己的记忆能力并变得更愚蠢,事实正是如此。每种文明中过去都有非常长的诗歌是被人们口耳相传的,比如荷马的《奥德赛》以及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现在你还能记住那几千句的长诗吗?我们已经失去了古人使用记忆的能力。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依靠他们的手机来寻找某个地方,我们正在失去定位和导航的能力……而几千年来,我们却有许多智者仅仅依靠他们的大脑来探索这个星球。

每当我们失去自己的一种天生的能力,我们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人类。但不要忘记人性也有杀戮、偷盗和强奸这样恶的一面,所以我们变得更像半机械人并不总是坏的。我们如何才能获得使人类变得更好的技术?无论情愿与否,人工智能、物联网、长寿科技和区块链等新的技术将人类强行扔入2.0 时代,未来企业家必须在科技爆发的背景下生存、成长。只有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观点都领悟,才能得到关于技术的中肯观点,才能清醒认识人类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发展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或版本, 可以称为“人类2.0 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生、老、病、死”的大问题,已正式被纳入技术的解决范畴。接下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会重新定义人类。今天人类延伸自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就是发展出能够改变生命本身的技术。未来将是有机世界和合成世界的联姻,正如未来一定是人类和机器人的联姻。然而,“人类2.0”同时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因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取决于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对话手记

在这次采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皮埃罗对科技的见解。

不得不说,当人们为科技革命,尤其是为深度学习、奇点这样一些概念而狂热时,皮埃罗的声音却难得地冷静。一方面, 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比起机器,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人类自己;比起智能的机器,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智能的人类。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步步挑战人类“生老病死”的极限。基因工程、仿生工程、基因程序设计,这些领域突飞猛进的变化,似乎让人类自身的发展比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容易突破奇点。当人类与造物主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当我们有能力创造出“更智能” 的人类时,设定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如何调整、重塑人类社会的伦理底线,是人类共同体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如果处理不好, 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而另一方面,皮埃罗对人工智能的举重若轻,却很难完全说服我。

尽管他逐条反驳了奇点理论的前提预设,但始终难以撼动我对未来的基本预设——无法预测性。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难以以现在的经验预知未来。即便当下的人工智能依然源于更“快” 的电脑而非更“聪明”的电脑,但我们无法预知究竟在多近的未来,这个基于更“聪明”的电脑的人工智能就会真正降临。就像20 世纪40 年代, 人们面对同样蠢笨、巨大的电子计算机时,恐怕也很难想象这台机器有一天会浓缩于掌间,并彻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

不管这个无法预知的奇点在哪一个时刻来临,也不管“智能人类” 或“智能机器”的奇点哪一个先来临——希望在这样的变革年代,还能再和像皮埃罗这样行走在人类科技最前沿的“布道师”一起,讨论人工智能、智能人类、区块链,讨论科技还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奈斯比特夫妇: 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输出中国文化

人类,对未来总抱有忐忑和憧憬的心态。20 世纪,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以及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卡齐米日•布热津斯基,被并称为三大未来学家,百余位世界领导人是他们的信徒,几十亿人的人生未来被他们的思想所改变。而今, 其中两位已经离世,只剩下奈斯比特一人,孤独而坚持地仰望星空, 他就是20 世纪最后一位未来学家。

关于奈斯比特,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也一定听过《大趋势》这本书。自1982 年出版以来,这本书已在全球57 个国家创下1400 万册的销量纪录,几乎霸占《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两年时间。书中对人类社会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精确预言,也给其作者——奈斯比特带来巨大声誉。

这位生于美国大萧条时代的未来学家,曾就读于哈佛、康奈尔和犹他大学。在柯达、IBM 等公司获得丰富商业经验后,34 岁时,奈斯比特转向政界,被任命为肯尼迪政府的助理教育专员。在那场令世人震惊的暗杀后,他又担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

“是那个动荡的时代将我一步步推向现在的研究领域。”奈斯比特向我如此解释他人生的转折点。他亲历过美国20 世纪60 年代的民权运动,见证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的激烈变革,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分析和预测,最终在1982 年出版了其心血之作—《大趋势》。

而在当时,奈斯比特并未想过这本书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2013 年,我第一次安排奈斯比特夫妇来中国,在杭州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小型宴会,几位司局级官员应邀参加。让奈斯比特非常惊讶的是,这批中国政界的精英们在20 世纪80 年代几乎都读过他的书,尤其是《大趋势》。“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席间,一位官员非常真诚地说,“而《大趋势》那本书, 就像为我推开了一扇窗,感觉清风徐来。”他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有一本和《大趋势》齐名的书,是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那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百姓,都热烈谈论这两本书。好像中国的未来,就在这些书里。” 

其实,《大趋势》一书并没有给中国任何特别的关注。因为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美国最主要的挑战者还是日本。但很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引起了奈斯比特的注意。1979 年,邓小平首次访美, 奈斯比特也在场。当他有同事嘀咕“这人个子真矮”时,奈斯比特非常坚决地反驳说:“他是这个世界上个子最矮的伟人。”“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研究宏观发展的学者都会关注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在继续出版了《2000 年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等一系列畅销书后,2010 年,奈斯比特出版了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专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以下简称《中国大趋势》)。

而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就是他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多丽丝比奈斯比特小近20 岁。每一次和他们见面时,我都会惊讶于这对学术伉俪的默契。奈斯比特年事已高,出行已需要轮椅。他很认真地向我澄清,坐轮椅并不是因为身体疾病,只是年轻时跑了太多马拉松,膝盖受损严重。他不喜欢别人将他当作“老人”“病人” 来对待。而多丽丝,总是耐心引导他的出入,鼓励他尽可能多站立、走动。每次回答记者、读者们的问题,奈斯比特总会先发言,而后自然而然地为妻子举起话筒,目光也总不离开她的面庞。

奈斯比特夫妇相识于1995 年。那时,多丽丝是奈斯比特著作德文版的出版商。成长于奥地利的多丽丝,本是时尚与戏剧专业出身, 曾从事电视纪录片创作,直到39 岁才正式进入出版行业。但她很快便在出版业崭露头角,成为奥地利出版社和Signum 出版社的负责人。两人在2000 年结婚后,多丽丝深入介入约翰•奈斯比特的演讲、书稿的编辑和翻译工作,两人一同进行学术研究、写作。事实上,已近90 岁高龄的奈斯比特还能如此高产,也正与多丽丝的支持和辅助密不可分。

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奈斯比特夫妇对中国模式给予了极高评价,全面分析总结了中国成功的原因。而后在2015 年的新著《大变革:南环经济带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中,奈斯比特夫妇同样给予中国极大的关注。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南环经济带”(Global Southern Belt),意指150 多个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地图上,绕地球的南方围成了一条圆环。他们认为,南环经济带的国家和城市将在未来几十年间重塑这个世界,而中国将在此“大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在2018 年最新出版的《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夫妇两人再次做出“至少在特朗普任职中期,中国都将是赢家”的论断。

“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有着一切可能性的国家。这里发生的事情令我们无比着迷。”奈斯比特从来不吝惜对中国的赞美。2006 年, 他们与天津大学合作,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由多丽丝担任院长,专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转型。

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大趋势,我想很难找到比他们更适合的谈话对象了。

中国模式极具竞争优势

《大趋势》书中的第一句话,同时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说:“天呐,生在这个时代真是太棒了!”你觉得这句话放到30 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吗?尤其是对今天的中国人,这句话还可以这么说吗? 

写《大趋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纪转换的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转变持乐观态度,我关注的是在不确定性中出现的机遇。而如今的情形也是相似的,我们又一次处于世纪之交。30 年前,我们是朝着全面数字化和工业化迈进;而如今的我们正目睹全球力量结构的转变。1982 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什么全球影响力,还正在努力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或者,至少是第二大经济体。而生活在如今这个时代,对中国人来说, 可以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好。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分析形势并在必要时改弦更张的能力。这是20 世纪80 年代最为戏剧性的事情,当时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从完全计划经济转向混合经济,即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经济。现在的情况当然与20 世纪80 年代有所不同。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面临的选择是破产或者巨变,这是邓小平所面临的选择。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为中国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很多人得以抓住机会成为企业家,与外国人开展贸易。当时的中国在一个低起点上,尽管人们为进步付出很多,但也会获得更大的幸福感;但当起点提高以后,同样的付出,幸福感却会小很多。现在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比西方更现代化,任何进步都是从更高的起点开始的,因此就不会对进步感到特别兴奋。而且现在中国还要面对“中产阶级陷阱”——从下层中产阶级向上层中产阶级转移,这也并非易事。举例来说,对于那些没有父母支持的人来说, 买房或租房越来越不容易了;还有虽然人们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 但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却越来越难。

我想早在1980 年,约翰的建议就是让不确定性成为你的朋友。不确定性产生了不安全感。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人对未来存在很大的不安全感。现在的情况又不同了,中国人拥有了一些不愿失去的东西,也有了一些想要得到的东西。在个人和国家层面,中国人和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没有人想失去通过努力获得的成果,这就增加了对于未来不安全感的担忧。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个人问题,你是专注于风险还是机会。

你们如何定义中国模式?你们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正如我们在《中国大趋势》中写的,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我们称为“垂直民主”的体系。在这样一种模式中,政府统治的合理性来自治理的成果,这是一种基于党内英才管理的制度。在西方, 四到五年一次的横向民主选举周期主导着政治决策。要赢得选举, 你必须让自己的政党看起来不错,而让另一个政党看起来很糟糕。这样的制度就意味着几乎不允许政党制定战略或进行长期规划,因为这些战略和规划可能要在较长时期内才会显示出优势或好处,或者更糟糕的是,其后续结果还有可能成为为反对派做的嫁衣。从世界的复杂性和互联性的角度来看,在制定必要的战略计划和长远展望时,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从《中国大趋势》这本书看,你们完全被“中国模式”所征服, 是这样吗? 

中国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确实被其所征服。更确切地说,我们被中国人民征服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和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相匹敌。从没有一个拥有像中国一样庞大人口的国家能保持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

中国人可能给人粗鲁和爱出风头的印象,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后续的接触中,了解了中国人以后,我们发现,中国人其实很热情,极富同情心,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并且乐于肯定他人或他国的成就, 乐于向他人学习和提升自我。我们尤其喜爱中国的学生,因此我们拜访了很多中国的高中和大学。

写《中国大趋势》的目的之一就是讲述中国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中国是怎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西方人对中国持有很陈腐的看法,一旦他们来到中国,他们的印象就会迅速好转。很多来中国旅游的人被他们的所见所闻震撼到了。 

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经济改革被放在首要位置上。你们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 

经济改革不仅仅是贸易和生产。市场错综复杂,中国明智地拒绝了要求迅速开放资本市场、放开价格管制以及开放债务市场的“华盛顿共识”,而是采用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中国不遵循美国的政策来完善自身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坚定立场,确实在许多克服障碍的方面具有开创性。这就是中国不会经历我们可预测的美国会经历的危机的原因。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巨大,且雇用了大量员工,同时中国的很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是由私营企业实现的 ,而这在一代人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共生关系也有一定的局限, 需要深化改革。“国家资本主义”真的不是对中国现有经济模式的准确描述。我们觉得“中国模式”更加合适。

你认为中国目前及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腐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环境污染等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当然,也有像美国总统任期这样的外部挑战, 其结果和后果很难预测。

在这种种挑战中,首要的挑战是改变中国下一代人的思维。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领导人也是从正在成长的下一代中聚集起来的。在中国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年轻一代迫切渴望改革,而领导层落实改革政策的速度相对缓慢。在《中国大趋势》中,我们提到, 一个持续发展的中国必须建立在平衡自下而上的需求和自上而下的方针的基础上。要掌控一个规模和人口都在这个维度的国家,需要领导能力,也需要理解人民的需求。

多中心的世界,中国是主角

你们认为南环经济带与金砖国家(BRICS)的区别在哪里? 

金砖国家的选择标准是经济规模而非增长潜力。在所有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是名实相符的。金砖四国并不代表南环经济带(Global Southern Belt)。南环经济带包括是150 个左右正在崛起的经济体,它们正在成为全球社会的参与者。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定义与它们大多位于南方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一概而论,它们在经济和政治进程上有显著区别。但总体而言,它们都有很大的增长潜力,都有利用这些潜力的意愿和能力,尤其是由于中国的投资和新的贸易联盟给它们带来了机遇。如果没有中国, 南环经济带成员国中的许多国家就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这是一个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在建立新联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这是全球游戏变化的一部分。在这个变化中,我们从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多中心的世界。 

确实,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也有很多人会将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在非洲等地区的扩张,同当年西方的“殖民主义”和霸权相类比。你们在书中提到,西方霸权正在逐渐瓦解和消失,但另一方面,中国真的也会形成自己的霸权吗? 

西方霸权的结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这个过程要经历几十年,直到它在各个领域完全失去影响力。这一衰退过程从经济领域开始,之后是政治领域和军事力量。但是减轻西方文化逾一个世纪以来的强影响力,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将不断变化、相互作用。

在你们看来,这种多中心下的全球化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到的是各经济体的全球化。在长远的未来,我们必定会向着世界成为一个经济体过渡。不要把它和一个政府混为一谈, 但我们的联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几乎不可能不受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的影响。看看现在的跨国公司,如世界上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之一雀巢,在190 多个国家拥有近450 家工厂。那么雀巢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瑞士的?再如,联想是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之一,在60 多个国家运营,在160 多个国家销售其产品。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企业界很久了,而城市是地理格局上的核心竞技场。

在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在文化和商业世界中都有发生。取代其影响的时间框架取决于其他国家发展真正的文化和企业行为模式的速度,这些模式要对其他文化有足够的吸引力。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发展的发动机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带一路”倡议了。请问你们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不仅仅是基础层面的开放,而是让这些相关地区的人民共同致富、相互连接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力的根本所在就是其互联互通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议蕴含的包容性、联动性、互惠性,激发了参与国家的积极性。中国从西方的发展中受益,并深知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分享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基础设施、金融和环保管理服务的重要性。这不仅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密切的文化交流能有助于各国增进了解,更好地应对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挑战。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时,最让我们震惊的是,它采取了和大趋势截然相反的方式。通常情况下,一个大趋势是一系列趋势的集合,“一带一路”倡议正好相反。通过这一倡议,中国创造了一个平台,让所有国家都能参与进来,创造新的全球秩序。中国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经济进步的例子也在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这一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未来的潜力在哪里? 

显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21 世纪的重点工程。创造新的经济基础设施、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建立新的全球关系平衡、促进跨国贸易和投资的目标是宏大的,它来得正是时候。尽管美国总统支持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但中国已成为自由市场和贸易的捍卫者,10 年前谁会想到这一点呢?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也会遇到难题。它是综合了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和战略,因此其影响必定是全方位的。有关国家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此外,他们在应对目前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问题时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不要忘记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中国需要大量的外交努力, 以建立伙伴关系和互信,实现地区稳定与发展。

首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之宏大前所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44 亿人口,接近世界总人口的63%,GDP 占全球总额的40%。

其次,当今的全球化相当于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化。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不想成为“华盛顿共识”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 后者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世界的现代化,去中心化、去殖民主义、去帝国主义并追求和谐。而且,中国希望恢复其数百年来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中华民族的崛起,也是推动中国这个古老的中心国家在世界上崛起的重要举措。这一愿望反映在共产党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上。

最后,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经提升,它现在占据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向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推广最新科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将飞跃工业化,直接进入数字时代。中国的IT 行业也在提供手机、电脑和其他工具等可消费的设备。这将导致教育水平的提高、技术企业家精神的实现,并为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开发新市场。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意义重大?面对反全球化浪潮,“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重塑全球化? 

未来10 年,“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亚洲和世界发展的发动机,这从相关数据中就可以得到体现。据相关部门统计,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82 个经贸合作区,总投资300 多亿美元。中国投资“一带一路”已达511 亿美元, 这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2%。近4000 家新公司成立,创造了24.4 万个就业岗位。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驱动力,这对于保持全球经济的增长是非常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使以前的边远地区得以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它的作用是双向的。尤为重要的是,它没有那种自上而下的慈善机构的施舍味道,而是将尊严还给了那些能够满足自我需求的人。此外, 它还有助于避免资金流入领导者的口袋,这些人最终可能成为欧洲国家的高端房地产买家。虽然不能完全避免误用,但中国道路在受惠国之间创造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并回报了中国自身,这对于一个可持续健康的经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当金砖四国的国家看中国时,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在2018 年9 月实现的增长占到了全球总增长的30%。中国城市每年新增就业1300 万人。中国有1.7 亿人拥有大学学位,并且每年有800 万大学生毕业,另有500 万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平均每天都有1.8 万家新公司成立。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7 位,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排名第18 位。这些是没人能否认的事实。

难怪中国已经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25 个金砖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已经取得的成果看,“一带一路”倡议似乎并未夸下海口, 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和地区政府合作平台,成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最大的合作平台。

除了物流和建筑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之外,中国对绿色能源的关注也创造了更多的发展和合作机会。所有这些努力都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金融实力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局限在“一带一路” 沿线,还将影响国际社会。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在你们的新书中,提到中国人特有的“关系”正在走向全球, 你们认为其他文化可以学习这一点吗?它的优势是什么? 

“一带一路”的成功部分取决于创造了一种共同的精神。它就像把砌砖固定在一起的砂浆。“关系”在中国社会和商业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能够平衡各种形式的关系和与外界的关系,并因此受到高度赞赏。有了“一带一路”,中国的“关系” 正在画出越来越大的圈子。“关系”在许多国家都很重要,但在中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关系”只在部落内部起作用。只有把所有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关系” 才会绚丽多彩,保持双赢的策略是全球“关系”的纽带。

除了这些情感上和系统上的障碍,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比如修建铁路时连接处不同的轨距。中国已经克服了自身发展的巨大障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如何?最佳目标地区是哪里? 什么样的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化中胜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 制造业还是文化业?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中国的经济形态有一部分是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混合。在这种情况下获胜,只能解释为经济发展为中国找到了最佳的组合。中国正从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从2011 年到2017 年,中国家庭消费从相当于美国家庭消费的13% 上升到34%。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共享经济”的动态,共享自行车、电动车和汽车的数量将进一步上升,这种扩张将减少对所有权的需求。消费将不得不同时兼顾线上和线下,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的盒马生鲜,它是一家餐厅、超市、配送中心和网店的混合体。它不需要现金,只需要你的手机。我们不知道西方世界是否有这样一个实体。

在我们看未来商机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处于生产根本变革的过程中。工业4.0,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据估计其影响会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大,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人均GDP。

中国的自动化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快。中国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为自己的经济服务。想想看,14 亿人的数据是如何被用来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普华永道(PwC)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称,未来20 年,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将使中国的就业人数增加逾3000 万。报告指出,到2037 年,中国经济可能增加超过9300 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业不会消失,但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将来自于人工智能产品的制造。失业最多的将是农业,在农业中,自动化将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生产率。 

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推动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你们觉得中国文化能够超越西方成为主流吗? 

我们必须记住,当我们谈论经济影响时,我们谈论的是事实;当我们谈到文化,它是情感。经济规则可以自上而下制定,文化则可以自下而上发展,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美国生活方式” 的影响可以追溯到美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了人员和物质损失。在中国开始改革进程后, 它的目光也转向了美国。今天,美国正在丧失其文化模式的领先优势, 它的影响力正在瓦解。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元素已经让西方人着迷,比如中国功夫、禅宗佛教和中国菜。中国艺术现在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一些最昂贵的绘画作品。但中国要成为主流文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将意味着人们能够接受中国的思维方式、想法、目标, 并将它们实践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出口商品,但是很难出口一种思维模式。目前,中西方思维模式仍然相去甚远。不过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有利的中西文化融合。


【基本信息】

书名:《对话最强大脑:精英眼中的未来世界》

作者:李大巍 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策划方: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9年3月